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性格诙谐”的亲王也很是钦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组建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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