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高官也都沉默了。特别是裕仁,几天都没有说话。这位重度残疾,必须依靠假腿与拐杖才能行走的男子,身份地位平平无奇。他的功业也绝对谈不上惊天动地,可仅仅他能够靠自己站立在那里,本身就有着震撼人心的东西。
回想起这个人说过的话,也没有特别的豪言壮语。既没有“七生报国”的豪迈,也没有“九段坂见”的悲壮。他只是好好的活着。
据人民党说,中国的每个乡村,现在大部分支书都是退役军人来承担的。而这些军人当中,大部分也都是从士兵干起,逐渐成为军官的。回想起北一辉对退役士兵的特别善待,裕仁大概有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而这位朱书记有一段话,让裕仁格外感到震动,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群众的疾苦就是我的疾苦,群众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群众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同情,不理喻,这实际上也是自己一种耻辱,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耻辱!”
这样一位要饭出身的男子,一个十四岁加入军队前一个大字不认识的男子,这个在日本属于被社会抛弃的人。居然有着一种心怀天下的感觉,居然认为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义务。他好像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身份是如此的卑微,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类型。他的荣辱感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联系在一起,让这个原本身份卑贱的人竟然看着伟大起来。
如果在日本,这是根本不可能想象,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个人生前既不可能加入军队,也不可能获得任何被人们承认的体面工作。在他失去四肢与左眼之后,这个人注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改变这个人命运的是什么?裕仁所有的思考都指向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党创造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的社会中,所有的人作为人类本身都得到了尊重。哪怕是一个残疾者,也能通过劳动得到地位与尊重。
“群众的疾苦就是我的疾苦,群众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群众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同情,不理喻,这实际上也是自己一种耻辱,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耻辱!”回想起这句话,裕仁越来越觉得厌恶。这样的一个人在日本是不会被上层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日本上层的嘲讽,是对裕仁本身的嘲讽。
日本上层是从来没有把日本人民当回事,更没有把日本人民的疾苦当回事。至于与这位朱书记同等地位的日本官僚阶层,就更不用指望他们中间有谁会和这个中国男子一样的考虑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样的一名男子存在于中国。裕仁越来越想不通。他已经没有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想法,裕仁知道他所面对的中国是根本无法战胜的。中国有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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