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夕进行本土化处理之后,很难说是后世的本来面目了。也不可能被所有人信服。
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代价,是巨大的。何夕也很难让大明负担这个代价。所以,何夕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要回到了原来的路上,培养资本家,或者产业家。
先将小农经济,转变成商品经济。主导国家的演化过程。
推动科技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主动生产关系的变化。
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之后,才最后归结于朝政之上。
市场竞争,让看不见的手奖励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影响生产关系变化,最后才在政治体制上有所变革。
这是何夕这些年一步步走来心得体会。
是不是弯路,何夕自己都不知道。毕竟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夕觉得搞定科技发展,然后政治体制改革,好像一切都好。但是做得越多,就越发现从来不是如此。
只能说,遇见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
而今何夕要解决的就是培养一批产业资本家。
何夕之前以为自己有选择。但是最近才发现,他其实没有选择的。
原因无他,大明是权力社会。有权者永远拥有财富,而不是相反。何夕想将未来最赚钱的生意,给没有权力的人,这本身就是荒谬。就好像让老鼠给猫系铃铛,用来示警。
猫一动就声响。好让老鼠逃跑。但是问题是能将铃铛系在猫脖子上的老鼠,何必要躲避小猫。
所以,何夕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这个时代权力者之中的勋贵。
毕竟,整体上勋贵并没有太多的地主阶级属性。
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地主。几乎所有的勋贵都是地主,因为有朝廷的赐田。而是他们的权力与富贵,不依赖于土地。而士大夫却不一样,看起来士大夫耕读传家,并不依赖土地。但其实,没有土地为兜底,这些家族很难在官场上有所作为。
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
两者看似一样,都是依附权力,但是本质截然不同。
一个本身就是权力,一个因为掌握土地这种生产资料衍生出权力。
这个道理,何夕在开海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只是他当时,仅仅做了一个权力场上合适的选择,并没有发现,其实是自己唯一的选择一样。
果然,谁是我敌人,谁是我的朋友,这个问题,常问常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想要的不一样,还有局势变化,有不同的答案。
而今何夕想在北京,这个局部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市场商品经济。能做的只有将勋贵们拉过来成为产业家。但是问题也就来了。
勋贵们对此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性的。
因为他们依赖权力生产,而不是任何产业存在,不管是土地,还是其他产业。
所谓的食利者阶层,他们永远对权力产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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