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超前的理念,而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在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但其实并非如此,没有司马光,没有保守派,王安石变法,依旧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他的著名“三不足”,本质上就是要减除皇帝的束缚,帮助皇帝完成高度集权。
这古代能够限制皇帝权力的理由,本就是少。
祖宗之法。
天地。
人言。
说到底,其实就这三者。
如果皇帝可以不顾这三者,那么谁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
这就是法家思想。
但王安石的理念又是理财,也就是,利用法家的权力去理财,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贫苍生,而富国家。
王安石是用错误的动力,去推动正确理念,得到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
到底理念、政策只是一种包装物,内在核心是推动力,推动力决定方向。
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度,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张斐的选择,就变得非常简单,那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然后想办法去换掉这个错误的动力系统。
也就是用法制之法去替代法家之法。
这才是张斐一直追求的。
而如今是初见成效。
在这几年间,王安石一直在被迫调整自己的策略,而原因就是他未有完成法家之术,从而受到法制之法的限制。
从朝廷到地方,都不是他的一言堂。
这当然是因为皇帝,赵顼采纳张斐的潜龙勿用,这桌上不能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张斐、司马光都必须坐在上面。
王安石也悄悄挣扎过,而京东东路就是王安石抗争的战场,当时他还是想让变法回到法家的轨道上,但结果是一败涂地。
但是法制之法有一点好,它只是限制王安石的权力,而不去限制王安石的理念和政策。
王安石的新政还在全国推广,并未因此而停止,只不过不能完全依靠权力去扫平一切,这也逼得王安石必须着重于自己的理念,而非是专注权力。
好在王安石是真的对自己的理念,抱有极大的信心,并且心怀抱负,而不像蔡京那种纯粹的权臣,变法只是为了获取权力,以及击败政敌的武器,真正的目标是权力,国家兴盛只在其次。
王安石也在做出调整,这反倒是令吕惠卿、邓绾他们这些革新派的主力变得很不适应。
“吕校勘,你为何不劝劝那王相公,如今再在河北大兴水利,风险极高,只会是得不偿失啊!”
邓绾是心急如焚啊。
“我如何没劝。”
吕惠卿苦叹道:“但是恩师认为,河北之过,并非是政策失误,而是在于程昉太过激进,这才让人抓住把柄。但若不继续兴水利,将会使得河北衰败,从而导致北疆危机,为求御辽,必须让河北财政恢复过来。”
邓绾道:“可是兴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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