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请收藏:https://m.bi66.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