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佑帝杨元溥为尽快收复金陵、定鼎大楚局势,与其兄信王杨元演媾和,特许其据楚海泗扬泰五州建立淮东藩国,却坚决要求将淮东盐场收归楚廷直辖。
一方面,乃是江东、浙南、江西、湖襄等地的民众,十之八九食盐,皆用淮东所产的海盐。
另一方面淮东海盐经盐铁转运司所控制的产、收、运、销诸环节,每年能为中央财政提供逾六十万缗钱的净盐税收入,乃是维持大楚朝军政体系运转不可或缺的一大块财源。
相比较之下,蜀国人口规模仅大楚的三分之一,每年逾四十万缗的盐税收入,在大蜀国库岁入的占比及重要性更为显著。
此时蜀国禁军编有十数万兵马,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养军之资都依赖于盐税收入。
而川南僚人之所以成为蜀国的大患,除了僚人凶悍难以驯服,对川南长江沿岸的平原地区有着直接威胁,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蜀主王建开创蜀国之后,对川南僚人决定采取清剿、打击的策略,而非招抚、绥靖的关键原因,就是川南僚人从巴南贩运私盐,流入川蜀腹地,严重威胁到川蜀的盐政体系。
长乡侯王邕在韩谦的建议下,上书蜀主王建主张经略巴南得到蜀主及朝臣的广泛支持,一方面是蜀主王建不希望世子清江侯的权势及个人声望过强,在诸子之中没有其他人能予以制衡,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川南僚人所贩运的私盐,主要来自于巴南。
收复并控制巴南地区,一方面能直接解决掉井盐走私对蜀国盐政体系、盐税收入的威胁,另一方面,便是切断山僚势力的私盐收入,削弱其对抗蜀军统治的抵抗实力。
蜀国目前开掘盐井,计有三百八十余口,其中有六十余口位于巴南地区,而巴南地区的盐井,绝大多部分又位于婺川县以北的黔江河谷及山岭之间,婺川县境内当前仅有盐井两口。
这也是长乡侯王邕及蜀国大多数朝臣主张以婺川县北的蛰僚寨,划分思渝两州之界的关键原因。
当世人对国土的概念,远没有后世那么严苛及重视,远没有达到寸土必争的地步,主要还是更看重控制成本、岁入以及关防要隘的便捷与否。
婺川县两口盐井,年产井盐千余担,相比较川蜀每年三四十万担井盐的总产量,占比甚微,即便盐税抽足,每年也就两千余缗钱的盐利。
除开盐利低微外,黔江中游两岸崇山峻岭,绝大多数的婺僚人逃入深山老林拒绝接受统治,还充满浓烈的仇恨情绪。
渝州真要贪心将婺川县控制到麾下,除开与楚国及思州的利害纠缠不说,防线要沿黔江往南推进一百二十里,要防备婺僚人随时有可能从两岸的深山老林里杀出——甚至还要考虑婺僚人与川南山僚人勾结——需要投入大量的精锐兵马,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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