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全有,送交按察法办。
作为知州的朝官,王祐是有资格直接向刘皇帝上奏的,于是就此事的情况,向东京递了一份奏表,谈及他对此事的看法。
然后,得悉此事的刘皇帝大怒,可以想见,定安县之事,绝非个例,全国县邑上千,什么幺蛾子都可能出。
于是诏令中央及地方诸司,就此类情况进行一次清查,结果显而易见,像定安令这样的“聪明人”,还是不少的,并且由此爆出了好几例贪腐案件,牵涉其中州级官吏就有十几余名。
震怒的刘皇帝,又直接干预司法了,全部处死,因为这样性质的案件,不只是贪腐问题,还涉及到欺瞒朝廷,无视中枢权威。
让刘皇帝忿忿不平的是,征发徭役,基础建设,乃为利国惠民,朝廷甚至由此在制度上与地方以支持,没曾想到,反而成了一部分贪官奸吏中饱私囊的便利。
也再度让刘皇帝觉得,要治理好国家,要当个好皇帝,实在太不容易了,越发感觉,治国的过程,就是自己与全国官吏斗智斗力的过程。
这个事件的后续,则是在各地工程的启动上设置了一定的限制,需要提前上报,并由上级官府进行检查监督。该修的还得修,该建的还得建,不能因噎废食,只是刘皇帝心中有谱,不要期望永远不出问题,这世上总不缺“聪明人”,也不少让人钻的空子
而在此冬,王祐是以邠州官府的名义,下达征发命令,在新平、定安、襄乐、宜禄几县,开挖沟渠,兴建池塘水库,显然是为了干旱做预防。
在西北地区,水是尤其重要的资源,在乡野,每年也不乏为灌溉的水源而争抢、斗殴、伤人的事件。因此,既有官府的命令,又有开渠的诱惑,再加王祐积攒的名望,邠州百姓的大多踊跃响应,严寒并不能阻止他们的热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冒着风寒,顺着那坎坷不平的道路,沿旧邠宁道,踽踽北上。
因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关东,并渐移东南,朝廷在交通的改善上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水道上,陆道的情况,一直都不算好。直道、驰道的铺设,也就中原地区比较完善,再加主要的驿道、官道得到了足够的修建,至于其他旱道,现状不能用恶劣来形容,但也谈不上发达,就北方而言,越往西北,这种情况越明显。
因此,路过邠州的这支队伍,走得很辛苦,气氛也压抑。这支北行的队伍,不是商队,在大汉还没人有实力能组织起一次上千人的商队,也不像流民,车辆甚多,家私甚多,马、驼牲畜也不少,整个看起来,倒像一支游牧的部族。
当然,这只是表象,前有向导,中有巡骑,后有官差,队伍中的人,大多操着南音,一个个面沉入水,苦大仇深,流露出一种压抑着的怨恨的气质。
没错,这支队伍,就是自东南外迁的其中一部分的地方豪强的。在没得选的情况下,迁往湖南,算是最让容易接受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幸运,而北迁的人,则可以用劫难来形容了。
被强制着,变卖家产,离开安逸富庶的东南宝地,而远迈数千里,几乎横穿国境,迁到苦寒之地的西北,换作任何人,都会愤怒、怨恨,这种情绪,随着这一路的千辛万苦,已然在这支队伍中蔓延开来了。
也察觉到了这种情绪,负责随行北迁的官吏、兵卒、差役,近来都小心了些,加紧了看管。事实上,不只是被迁的豪强,就是负责这项差事的官兵,也多疲敝了,都期待着尽快抵达目的地,好解放。
他们这支队伍,自京口登船,一路沿水道北上,经淮河入黄河,而后西进,至陕州境内后,弃舟登岸。因为基本都是举家迁徙,家私辎重极多,一路上走走停停,效率尤其低下,抵达邠州,前后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
这一路走来,也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然而,寒冬之下,这漫漫长途,似乎还望不到尽头,令人有些绝望。
因此,哪怕得知过了邠州,就将抵达终点庆州时,除了随行的官兵差役之外,也没有人露出什么喜悦的情绪,大多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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