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着将士,军容仍旧威武,改变的只是精气神,这是时代改变带来的影响。
刘皇帝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反应过来,在和平时代,对于军队的治理,似乎也要有所调整了,不能一味地按照战争年代治军之法。同时,对于内外军的轮戍,也要加强落实了。繁华当然是好事,然而开封此都,似乎“腐化”能力也极强。
一直到刘皇帝的注意力放到整军上后,“张龙儿案”方才真正告一段落。
从开宝四年下半年开始,刘皇帝实际上就从前两年的闲适中脱离出来了,垂拱放权永远只是表面,御天下二十载,可以说,他身上几乎每一寸血肉,都被权力所浸透。
到进入开宝五年后,则更加忙碌了,而忙碌的重点,只在一事,为出巡做各项准备安排。这已经是刘皇帝在位的第二十个年头了,这么多年中,刘皇帝也不是久处宫中的主,时不时地就要出去走走看看。
而这二十年间,刘皇帝真正待在皇宫内的时间,只有约三分之二。其他的时间,或出征,或出猎,或出巡。
刨除那些在京城以及近畿的明查暗访,刘皇帝前后一共有三次动静较大的巡视。
第一次,乾祐元年的西巡,至洛阳,彼时初继位,不顾劝阻,贸然出巡,除了煊示帝威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河中李守贞之叛做准备。针对河中之乱的一些军事布置,也是在那次西巡中就做好了。
第二次,则是次年的冬巡,冒着冬寒,向北巡幸,抚慰河北,直抵永清。目的同样很明确,为河北的军事防御,当时大汉北面的形势并不容乐观,不只是军队的忠诚问题,还在于辽国带来的压力,以及幽燕局势的动荡。
第三次,则是乾祐九年的北巡了,那是对整个北方疆土的一次视察,从河北,翻越太行入河东,再南下河中,西幸长安,再东经洛阳归开封,把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走了个遍。
通过前三次出巡,可以看出,在过去,刘皇帝乃至朝廷的重心,都放在疆域北部。因此,到如今的开宝五年,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出巡,方向也跟着变了。
这一回,刘皇帝打算向东、向南,南北虽然一统,但终究分裂了半个多世纪,多少有些隔阂。刘皇帝此去,目的之一,便是尽量消除这种隔阂,安抚南方士民之心,强化大汉的统治。
作为大汉的财税重地,也有资格获得刘皇帝的重视。刘皇帝的这种想法与做法,如果要在前代帝王中找个模板,最类似的是隋炀帝,不过,比起隋炀帝,刘皇帝所面临的困难可要小多了。
不过,此番出巡的规模,也是历次出巡中最大的一次。后宫嫔妃除身体不适者,悉数随驾,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年长的以及八岁以下的,也都带上,公卿百官,带走了三分之一,随行护驾的军队,也超过一万人。
出行路线,也规划好了,分为水陆两路。水路由石守信率领,带领龙舟及官船,自汴、泗入淮,至楚州候驾。陆路则为行营,东巡河南,作为中原腹地,大汉统治的基本盘,这么多年,刘皇帝还真没有认真地去走过一次。
“此番,我出巡,短时间内,是不打算回京了,还是由你监国,当多听诸公建议,慎思笃行,好自为之!”万岁殿中,刘皇帝召来太子刘旸,做最后叮嘱。
迎着刘皇帝的目光,刘旸恭顺如前,躬身道:“是!”
看着自己的太子,成亲之后,也愈显沉稳了,很满意。一直未为人所道者,刘皇帝对刘旸这个太子最满意的地方,不是聪明才智,更不是处理事务的能力,而是其所表现出来的谦恭,没有“攻击性”。
对刘皇帝这样的天子而言,太子,还是中庸点好。选继承人,刘皇帝也不是那种喜欢按照自己模板来定的君主,类己的子嗣,虽然会喜欢,但那种喜欢,在刘皇帝这里,不是考虑继承问题的加分项,反而是扣分项。
至少,自己的性格为人是什么成分,刘皇帝还是有点B数的。如果诸子之中真有一个像自己的儿子,仔细想想,或许还会不寒而栗
开宝五年春三月,御驾自开封出,刘皇帝踏上了他第四次出巡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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