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仍旧得以在政事堂行走,紧紧地贴近大汉的权力中枢,也能佐证其不凡。
其不凡之处,有两点,其一在于他本身有一定的才学;其二则是接连遇到贵人,先是韩熙载病逝前遗奏举荐,后又有赵普的提拔。
在朝廷内部,往往是派系林立,而潘佑属于两个派别,其一是江南派,这个出身永远也摆脱不了,其二则是改革派,他对于时政民生、国情制度具备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过自己的改革主张。
刘皇帝当国的这二十多年,本就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朝廷也经历了多次改新,哪怕到开宝年代也一样,国家大政方针总是在变化当中。
像潘佑这样的人才,正常而言,是有用武之地的,甚至可能得到重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潘佑不仅没有得到认可与看重,反而日渐疏远漠视。
倒也不是因为他那驰名朝野的丑陋面容,刘皇帝毕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以貌取热不是他的作风。
如果要解释一下,只能说潘佑生不逢时。朝廷的大政方针,大汉的每一道改创,无一不是在刘皇帝的首肯下展开进行的。
怎么变,怎么改,怎么落实,都有刘皇帝在把关,而负责具体执行的,又有赵普等能臣贤相,不是区区一个潘佑就能指手画脚的。
而潘佑有变革思想,有政策主张,但是他的思想主张,也不得刘皇帝认可。他提出,仿照周礼实行变法,这与刘皇帝的治国思想,完全南辕北辙。
不可否认,上古的周礼,有些治国理念,为政思想,永远也不会过时,具备极强的生命力,后世的变革者,也不少托周礼之名,行改革之事,比如王莽、宇文邕等。
哪怕如今的大汉,这诸多制度中,也有大量思想理念是在周礼的基础上经上千年演变而成。但是,潘佑的主张,终究不合刘皇帝心意。
周礼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思想理念,于刘皇帝而言,是不能全盘接受的。刘皇帝本人虽然是超脱的,凌驾于礼法制度之上,但他一向坚持的,却是法制为本,刑主德辅。
刘皇帝希望的,是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遵守大汉的法制,所有人都在大汉的这套社会管理体系中承担各自的角色,上不欺下,下不犯上。
对于这一点,潘佑显然是没能领会的,这也注定了他难以得到重用。而他具体提出的一些政策,比如复井田,依周礼置牛籍,更属于开历史倒车,别说朝廷反对,就是到民间,也难获得认同,完全没有实行的土壤。
再加上,潘佑本身性格孤僻,这大概是在白眼与嘲讽中成长的必然影响,不论是论政,还是谏言,都过于刚直激烈,实在不讨喜。
过去,敢对刘皇帝犯颜直谏的人并不少,刘皇帝大多时候也是欣然纳之,即便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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