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被举族东迁后,党项部族在朝廷的分化下,渐成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自然好对付。
朝廷对拓跋李氏在党项人之间的影响,确实有所消除,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想要将其近百年的影响给拔除也不是容易的事。
再加上,随着朝廷政策的改变,越发强硬的态度,越发严厉的管制,破坏传统的做法,也使得一些党项部民开始怀念起定难军统治时期的日子。
尤其是一些党项老族、老人,二十年前,多么地舒适,整个夏绥都是他们的地盘,任他们种地放牧,没有严厉的管束,没有汉人来抢夺生存的土壤,没有官府来分润西北盐池的利益。
但如今是什么情况,民不聊生,饱受欺凌与压迫,越是经历过定难军时代的党项老人,那种感触就越深。
因此,在夏绥地区的党项人,大多数人对于朝廷的统治,都是心怀不满的,哪怕是一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难免受到老一辈人的影响。
在这样的现状下,李继迁这样一个拓跋李氏的嫡系子孙返回西北,高举“义旗”,能够造成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再加上,李继迁的先祖乃是“党项战神”拓跋思忠,也是一面可以竖起来招徕部众的旗帜。哪怕是事实上拓跋李氏对党项人的影响力并不像当年那么强,但做出了符合党项民意的举动,也能获得不小的拥护。
有这些考量在里面,刘皇帝如何能不恼火。李继迁当然不被刘皇帝放在眼里,但这个总归是有些“名声”的,毕竟是“西夏”的奠基人,汉宋形势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仍旧难免让他多几分警惕。
更为关键的是,他明明对党项人已经足够警惕了,甚至使出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拓跋李氏尽数内迁,并严防死守,仍旧出现了这样的漏洞,这就更让刘皇帝愤怒。
他只觉得,是有人不把他的训诫当回事,对他的政策执行不力,有人懈怠渎职。再加上这一年来的种种不顺,各种风波,已经让刘皇帝十分敏感了,诸多因素汇合到一起,自然引得刘皇帝大怒。
而于王寅武而言,就更为惶恐了,毕竟,当初关于李继迁杀人逃亡之事,其侄王玄真是有过汇报的。
不过那时候,他一心放在河西案上,后来又因卢案,乱了方寸,更不会在意一个小小的李继迁,只当是一般的杀人逃亡案件来判断。
但是,事实证明,他完全大意了。而事后看来,李继迁杀人满门,个中缘由,确实不同寻常,而皇帝明明对党项李氏另眼相看,他武德司也是有监督之责的。
如今,李继迁在西北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挑战朝廷的底线,公然背叛大汉,并且很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王寅武如何能不慌张。
当榆林的情报传回之后,王寅武就已经坐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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