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所有农牧渔民,除了受官府征召,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都只能安居乡里,村里联保互督,就是新年,都不准走亲访友。
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举报有奖,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不合规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饭,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都一点不稀奇,乱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现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显著的,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老老实实地待着,自然不会有事。同时,也着实让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抓起来向朝廷请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鱼龙混杂,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一个冬季的时间,自环庆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民间的流动与活动,大为减少,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
过去那种,商旅如织,人流如潮的情况,不复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贾。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员流动,以保证治安,维持稳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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