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在过去几十年的不断扩张,也从事实上助涨着军队的威势,巩固着武人的地位。文武兼重、文武制衡是朝廷的驭用之道,但事实上,如无上层权贵的帮助玩笔杆子的想要压过动刀子的,当真是不容易的。
其二则是贵族阶级、贵族官僚集团的复苏,这是老皇帝亲自鼓捣甚至纵放出来的,如今已然做到,在大汉的中上层起着关键作用,与朝廷统治的勾连尤深,到了老皇帝都难彻底压制的情况。权贵的占据着大量且主要资源,留给士林的就更少了。
第三则是由老皇帝发起的科举、教育制度改革了,这对传统的孔孟之道的冲击是巨大的,如不求变,仅奉圣人之言,未必没有前途,但前途必然有限,实务虽只二字,但在思想、制度的领域所造成影响力却是无限的。
就拿湖南道来说,读书人的地位很高,还诞生了湘学体系以及湘士党团,但这仍旧只是一种地方性情况,属于地方政策保驾护航下出现的状态。湖南道的形势放到全国,不说独此一帜,总归是少见的。
所谓湘学、湘士,根子在湖南道,最实际的影响力实则也局限在道了,出了荆湖南道,买账的人并不多。
如廖明永这样的大学问家,对“湘学”的发展有巨大功劳,扛着“湘学”的旗帜大步向前,突破湖南道地方的限制,可谓其必生追求。
然而,何其难也!比起中原、河北,比起关西、川蜀,比起湖北、江南,在文化上湖南的底蕴实在是太薄弱了,甚至于没有多少传统可言,想要向外扩张输出学识理念,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人所鄙都是常态。
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这种在传统性上的缺乏,使得湘人在治学上更加灵活,更容易接受新鲜理念,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湘学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当然了,所谓湘学,并不是抛弃传统、标新立异,相反,对于忠恕、仁孝、友爱这些大道依旧坚持,奉为圭臬,只不过在此基础上,长沙的一些治学大家尝试着结合当前的政治格局与朝廷的用人偏好,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也在几十年的发展、碰撞、糅合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学办法,一种新思想。其核心就在于当年老皇帝提出的四个字:经世致用。
老皇帝当初只是提出一种理念,甚至只是在用人、选贤上表达自己的偏好。但后来湘学的发展深刻解释着一个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以廖明永为首的一干湖南道名士的努力之下,将老皇帝的理念,完善提升至理论高度,并以此治学,发扬光大
显然,所谓湘学,其本质还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其政治理念与主张固然保留了大量传统道德,但在思想性上却是不断靠近统治者,利于其统治。修习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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