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俱变,大行皇帝一旦不在,那些被他压制的人或事也都跟着抬头了,眼下只是一个葬期问题,便牵扯出这么多纷扰,将来还不知有多少是非斗争向他袭来。
而面对此局,刘旸的态度自然是一贯的,也是坚决的。从这些臣僚对此事的态度,刘旸并不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这个皇帝的尊重,必须得压制。
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如上尊号、庙号之事那般乾纲独断,强平异议,他是看出来了,未来纷扰不会少,若都由他亲自下场卖力,那他这个皇帝可就有得辛苦有得忙了。
关键在于,刘旸可不是没有根基的,三十多年太子生涯积攒下来的东西,磨砺出来的经验,那也是深不可测。
只露出一点苗头,便有一大波人奋起,与那些“复礼”之徒进行论战。李昉、韩徽、寇准、徐士廉、王旦、鲁宗道等臣,这些人联合起来,那战斗力是毋庸多说的,尤其是李昉,谈儒论道,讲礼说法,先不说业务素质,仅靠个人威望都能压倒一片。
于是,在一番压倒性的胜利过后,皇帝刘旸很虚心地接受建言,大行皇帝于开宝三十年寒月三十日下葬。
一场葬期之争,竟闹得满朝轰动,这让刘旸产生了极大的反思。既在反思己身,也在反思帝国那些看似完善的条制,别的不说,就这帝王丧制就难称完善,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便是把大行皇帝算上,开国以来一共也就这么两次。
事实证明,条制上写的那么多东西,在落实的时候,不合适的地方还是很多。毕竟,每个时期,每个皇帝,面临的局势都是不同的。
因此,条制的规定,还当保证在帝位传承、新旧交替期间国家社稷的安全稳定,绝不能抱残守缺,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刘旸就此事得出的结论。
刘旸对大汉帝国早有改革之心,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从丧制开始。
……
开宝三十年秋季的洛阳,除了满城缟素与长时间的禁娱禁酒之外,最常见的画面,大概就是不断有来自帝国四海八方的贵族、官僚、将帅、诸族代表、外国使节。
不管什么身份,来自何方,目的只有一个,祭拜大行皇帝,包括那些已然退休、贵养的乾祐老将、开宝功臣们,只要还能动弹,都齐聚京师,洛阳城也着实有好些年没有如此热闹,这就是大行皇帝驾崩带来的轰动。
奔丧固然是群英汇聚的主要原因,但明显也不乏暗怀其他用心者,帝位传承、新旧交替,实在是适合投机,只要对政治还抱有想法。人多嘴杂,也就使得大行皇帝的丧礼,变成了一些人的政治表演秀,还没法责难,“忠正”之士表现对大行皇帝之追悼、怀念,这谁敢责怪,是何居心?
在整体悲伤的氛围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了,这就不仅局限于烂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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