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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