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
如果说王、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反苛政,均贫富”的正义性的话,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兵困成都,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饥饿与死亡面前,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
在北上初期,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喜迎义军,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起义军要活命,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生存的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
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而是选择留下,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
义军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获取应有的“公平”,反而加剧了混乱,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去年大旱,农事耽误了,今岁旱情缓解,因为战乱又耽误了。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
而到这一步,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不说秋毫无犯,但绝无凌虐之举,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
这个作风,在李顺军转战初期,也一直保持着。然而,这种“仁义”对于一群由旁户、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实在太难得,也难以长久。
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激情过后,乃是更加的疯狂。生存问题面前,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
对于义军的变化,李顺也很苦恼,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实在不算强。同时,他也需要各种资源,尤其是粮食,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
成都拿下来,未必就能解决问题,但不拿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况,义军能打胜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气,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说到底,还是靠人命去填。
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你还能活下去,这如何能同舟共济,并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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