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
新税制下,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
请收藏:https://m.bi66.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