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买卖的,太清楚暗地里的危险了。乘船之时也是坐中原船帮体系下的船,正是看中他们在行当里威势与“信誉”。
但即便如此,有多少选择和曹永一样到上海来进货的商贾,在途中逢了意外,那是数也数不清的。出了意外,也一般只有一个下场,家破人亡,即便是看起来比较风光的客商,丢钱、丢命也都是一种性质。
就在曹永于上海寻找货源时,就发生了一桩大案,一名来自湖北的香料商被抢了,不只三百多贯的货款没了,伙计还死了两人。上海差役、松江巡卒以及当地帮会集体出动,迅速找到了抢劫者,是一伙来自江北的悍匪,但是,最后追回的钱只剩下十几贯,还是被当地帮会充作“辛苦费”笑纳了,差役、水兵也因为破了一伙江洋大盗,得到嘉奖。
至于那名湖北客商,没多久就跳松江死了,然后一行五人来,只余两名伙计带着三具尸体返回
虽然从整体规模上来看,这样的情况还是较少的,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落在普通商民身上时,则是人生、事业、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在朝廷对经商一步步放松的进程中,有太多人提出异议,觉得充满铜臭味的商贾,唯利是图,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担忧人人从商,会影响社会生产,不利于社会治安云云。
但事实上,经商,尤其是在外跑行商的,面临的风险远超旁人想象,也实在不是普通平民能够做的。而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牟取一些高额的利润,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否则,谁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从事这等行当。
曹永当初在京中时,还信誓旦旦,即便搏命,也要搏出一场富贵。然而,经过这一趟商旅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考虑,仍旧太简单了。
京畿里的波诡云谲,人心险恶,那里的经验,似乎并不适用于上海的江湖草莽,血腥厮杀,这里显然是另外一种规则,建埠以来三十多年,仍在飞速发展,一切都释放着一股草莽之气,所有人的人与事似乎都在野蛮生长
因此,还得再提一句,曹永一行,实在是幸运。
一次性拿出55贯钱,全部用来进棉布,用115文一匹的价格,拿了480匹布。这样的低价,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埠都是跌破市价的,这批货显然是有特殊性,并不是从松江沿岸的那些布行买的,提供货源的乃是鱼行的一家渔货店,提货的时候都能从布上闻到一些鱼腥味
在大汉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已经形成了行会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下来,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各大行会势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一致对外,统一行动,借机牟取了大量利润。当然,官府、权贵那一份“份子钱”是不可能少的。
在上海县这种野蛮生长的地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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