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议了,只不过既得利益者太过强大与顽固,改革的声音被死死压制着罢了。
然而,沿袭自大唐并在大汉帝国发展完善,并经历了几十年辉煌岁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汉帝国主动走向海外,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局势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旧制度的废除,紧接着诞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税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汉盛行了几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关体系下,官府不再亲自参与对外贸易买卖,而是全面放开,向“专业化”发展,朝廷设立专司,专注海事及税务管理工作。这样的变化,对于全国内外从事外贸,吃海贸这碗饭的商民来说,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舶司制下的对外贸易,都是受到官府强力管控的,商品的进出口,都需经过各地市舶司进行转手,而每一道转手,市舶司当然能从中捞一笔转手费,对内外商人来讲,这是正税之外的又一项成本。
发展到几十年后的雍熙朝,随着大汉对外拓殖的不断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
当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导致走私、漏税等等问题。
但即便问题重重,废除旧市舶司,建立新海关制度,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也最让人难以割舍。
因此,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过去的这些年,“市舶派”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一边遇漏补漏、弥合问题。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根本问题在于,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问题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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