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
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
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
“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一个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灭,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于鲁王刘暧而言,上有天子刘文澎,皇帝年纪是轻,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
与此同时,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他们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
当今天子,乃是正统皇帝,太宗留辅臣,是为从旁辅弼,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
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那么“移宫案”后,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绝后宫干政”这么一条理由,但法理性终究不强。
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
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
请收藏:https://m.bi66.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