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认可了群臣的建议。从年号,到先帝谥号,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
康宗毕竟是走了,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这一回,则需要刘文济这个“医者”来诊断、治疗。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对此,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
问题是严重的,挑战是艰巨的,然而,对刘文济来说,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难不过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蛰伏观望。
当刘文济登上御座,安居龙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诸国使节朝拜时,他便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
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从小饱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对帝国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深刻,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
继位之初,重重压力,种种麻烦,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无害,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
但麻烦再多,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即便暂时事无所成,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
而这样的结构,固然使得贵族势大,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却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徐士廉、向敏中、王钦若的支持,而这四人,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远不比当初。
要知道,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至少在中枢层面,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当然,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
至于尚书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作为“首相”,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马。
不过,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及过往功劳,给了他一份体面,让他出任山陵使,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
这里需要提一下,在赵王出山,力挺立长,朝廷在刘文济继位事宜上达成共识后,才继续康宗的后事,刘文济登基,也是按照“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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