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至于树新风,则是针对康宗时期,尤其是后期时,朝廷上下,权贵内部,诸多纲纪废除,斗争无度的现象,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皇权交接,新旧朝更替之际,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科举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为大考总监。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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