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很多脱口秀段子,人们能记住的,还是我在相声大赛上说过的那段《幸福童年》。
这种情况是很多演员所困惑的,你的艺术造诣越来越深,作品越来越成熟,但是给人们留下印象的,往往是你刚出道的时候,糊里糊涂弄出的一个东西。
不少我的同龄人跟我说过,他们能够从那个段子中,找寻到自己童年的影子。他们认为我段子里面最精彩的情节,就是把头塞进课桌拔不出来那段。当时把现场的公证员阎梅女士笑得趴在了桌子上。很多人都怀疑阎梅是我的托儿,其实我们俩到现在也没说过一句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情节是我的酒友兼老师、词作家白云海先生提供给我的,他上学的时候确实把头伸进过课桌,只不过套着一个书包,而且顺利地拔出来了。
我也曾经尝试着写《幸福童年》的续集,但是效果不佳。因为我童年的笑话基本上在那个段子里说干净了,剩下的记忆大多没那么可乐。
今天,我就把那些不太可乐的故事,说给您听听吧。
为什么不爱笑
有人管我叫“冷面笑匠”,因为我在台上不爱乐。其实我到了台下,也跟面瘫似的。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童年的我就这样儿,整天面无表情、心事重重地待着。
按理说我们那时候的孩子,虽然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但是欢乐并不比现在的孩子少,不过我跟一般孩子不一样。
首先,我爸爸有海外关系。我爷爷在印尼做过生意,当然了,跟李嘉诚、霍英东没法儿比,也就属于小商小贩。50年代末,印尼排华,我爷爷的资产留在了国外,人逃回老家。赶上自然灾害,我爷爷倒是没受什么罪,直接饿死了。
我们家唯一的海外关系死在国内,不知道谁闲得难受,愣给我爸爸定了个海外关系。现在有海外关系是牛事儿,那年头彻底傻啦!有海外关系,你就有可能是外国特务,有可能在北海公园跟人接头,把咱们的图纸卷在一本儿画报里,交给另一个特务。
其实那年头,外国图纸比咱们先进得多,咱们根本用不着防备人家偷,而是应该想办法偷人家的。但是那年头人们认为中国的图纸最棒,美帝国主义全都想偷。
我爸爸原来在铁路部门搞技术,不能让他搞了。他要是使点儿坏,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干脆,修铁路去吧。一个搞技术的人,被派去干全单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他跟一般修铁路的人也不一样,随时被监视,预防他给外国人发电报。我爸爸哪儿会发报呀?他有急事儿跟老家联系,还得去电报大楼那。那时候的人思维都比较跳跃,他们假想我爸爸会发报,他的手表、皮鞋或者自行车座子,有可能就是发报机。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爸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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