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着大灾害的威力。
天启七年,陕西北部大旱;
天启十年,陕西全省大旱;
天启十一年,河南大旱;
天启十二年,山西大旱;
旱区自东向南推进,老的旱区在持续,新的旱区每一年都在出现。
朝廷在全力赈灾,各地官府也继续运粮储粮。有湄公省,有江南,还有新占的缅地,以及从海外各地搜购的粮食,只要能运到灾区,就不致出现大的动乱。
也就是说,粮食有,主要还是在运输上比较困难。海运到直沽,河运走长江,陆路则采取接力运输,民伕基本上不出省。
除了朝廷,官绅地主商贾也被动员起来,加入到购粮储粮的行动中。皇帝发了话,可以让他们从中赚些利润,但要严格控制幅度。
也就是说,你贩卖粮食可以赚钱,但哄抬物价,或是囤积居奇,那就是违法犯罪,严惩不贷。
政府、民间共同行动,抗击天灾,已经成了共识。在皇帝的积威之下,谁敢触霉头,砍头、流放等着你。
接连的旱灾,使得长江水运成为了运粮的主要方式。
长江商会因此而受到朝廷的重点扶持和嘉奖,赚钱固然重要,但长江商会的几个首脑人物看中的更是社会地位,以及更光明的前途。
继吕宋总督之后,坤甸总督颜思齐也走马上任,淡巴锡领主林天生也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长江商会虽然是内地业务,但与海商总会也有联系,他们同样也盯上了海外的基业,积极地投资到“华夏龙腾”公司。
手中握有巨财,却被盐政改革断了财路的盐商,也开始转移目光,把钱财投入进去,想着捞个领主或总督当当。
尽管大灾害在持续,可大明帝国内部的活跃程度,却更胜从前。资金、人员的流动活跃起来,极大地缓解了底层百姓的困难。
移民工作一直在有序地进行,以“耕者有其田”为号召,东北、东番、海南、湄公、前套等地区,不断吸纳着迁徙的百姓,加快着开发建设。
灾区的以工代赈继续施行,道路桥梁、水利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板轨铁路的铺设,使得灾区百姓有活儿干有饭吃,社会也因此而能保持稳定。
而如此种种,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是皇帝未雨绸缪,不是硬性地下旨布置,难以想象数省大灾的混乱,以及社会的动荡。
因此,在大灾害如期而至且愈演愈烈时,皇帝的威望却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同样,地方官员的表现,也在大灾害时期得到了考察。能员干吏涌现出来,庸碌之辈则被罢黜惩治。
而且,即便在全力应对大灾害的时候,皇帝的扩张计划也没有中断和停止。转嫁矛盾、掠夺财富,成为了缓解大灾害的有效手段。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西南土司们又要发起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这次,他们的目标确定在了南亚的天竺。
之前朝廷便给出了指导,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西南土司们不经过实地考察,也不敢轻易相信天竺是朝廷所描述的“财多人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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