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郑经书》不仅仅是督促郑经早日归降的宣言,更是简体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时代。它的全文都是以简体字书写,开创了中国文字的一个新历史。之所以在如此重要的文书中大胆使用简体字,是周士相深思熟虑的结果,目的便是借此推行简体字。
在广东时,周士相就在军中开展识字运动,各级安军使除了担任“政委”这个角色,同时也担任教书先生的角色。但是,“识字运动”的效果并不好,几年下来,全军也不过才培训了四五万掌握千字数量的军士。效率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平军时刻都在征战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教习士兵;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繁体字太过难学,士兵们对学习文字有相当大的抵触心理。用瞎子李的话说,宁可死后不认字,也不愿生前活受罪。
繁体字确是难学,这一点周士相深有体会。和他前世所学的简体字相比,繁体字的笔画太多,难以熟记。如果是自蒙生起步便开始学习繁体字,随着年龄增长,倒也掌握容易。可军中开展的识字运动的主要对象都是已经成年的大字不识粗汉,让他们放下刀枪,一笔一划的去学繁体字,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笔画少的简体字无疑能让士兵们更能接受,从前需要十几二三十笔才能写完的一个字,现在不过廖廖数笔就能写出,仅就教学而言,肯定比繁体字有着很大的先进性。并且简化汉字并非周士相心血来潮首创,而是由来已久,自汉字出现之日起,历朝历代就不断尝试过简化字体,从甲骨文、金文变至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等。楷书到隋唐时期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之为“俗体字”。千年以来,汉字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很多时候简繁互补,现在的明朝文字中其实就有不少周士相熟知的简体字。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简化过程进一步加快,并且正式定型,从而提高识字率,普及教育。
繁体字和简体字相比,观感肯定要强,但是不管怎么看,繁体字都好像是一个工具,一个被特定阶层掌握的工具。这个阶层周士相认为就是士绅阶层。字体越是繁琐,则就越不容易学。读书人自小开始学,肯定能够慢慢掌握,而普通人去学,则观如天书,大部分很难掌握。
留守广东大学士、两广总督宋襄公曾按照周士相给出的简体字表办了一个学字班,挑了一百名大字不识的士兵分成两组,一组学习繁体字,一组学习简体字,最后的结果是学习繁体字的那一组能够合格的只有8人,而简体字那一组却有43人合格。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先生,同样的教学办法,结果却大大不同。
宋襄公当时就断言周士相给的这份简体字表会让大明的千千万万人都能甩脱周所言的“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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