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点头道:“这话说的甚得我心。我就怕你到了地方,一心想要建功立业,名留青史。若是你能坚持这个念头,那就再好不过。不过那广东总兵俞大猷是个有名的执拗之人,你与他共事,多多忍让他几分就是。万不可学刘勘之那种人,坏了文武的和气。”
大明向来实行以文制武的方针,临敌作战之时,都是由文官统领一群武将,最高的决策权,全掌握在文官手里。
倒不是说大明的文官一定不能打,事实上,大明文臣中不乏文武双全,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能臣。比如那位王守仁,以军功封爵,给子孙挣来一个新建伯的爵位,论指挥作战的能力,比起武将来,确实更为优秀。
武将们作战未必就如何了得,又因为自身文化所限,指挥能力不高。能指挥自己的本部部队,但是打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则显的力不从心。可是在战时,由文官指挥的战争,往往败多胜少,即使胜,也胜的十分辛苦。像王阳明那等酣畅淋漓的大胜,则不多见。
究其原因,一来就是有的领兵文臣虽然熟读兵书,但却没有实际领兵经验。只能算是纸上谈兵,实际指挥时拘泥不化,并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应对。
二来就是他对自己指挥的兵队并不熟悉,片面的把所有部队都当成了同样的情况考虑。不去调查部队是否欠饷,军粮是否充足,实数与额兵差距多大。更别提这部队的作战风格怎样。与其他部队的关系如何。
要知这个时代,大明军队内部的山头思想已经比较严重。在另一个时空中万历援朝之役。浙兵因为三百两银子的赏金,与北兵首领李如松发生争执。后在蓟镇被倾向北军的总兵王保诱杀。无数在战场上与日军精锐撕杀对垒的优秀士兵,没死在日军手里,反倒是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而另一支人马董一元,就因为部下山头林立,他甚至掌握不住部队。导致在泗川败的莫名其妙,一溃千里。
作为最高指挥,许多文臣却无视了这个基本现实,把部队随意配置。甚至让两支在历史上就有很深矛盾的部队在一起协同作战,让善于野战的部队打防守。让善于防守的部队打进攻,不出问题就怪了。
第三,就是建功立业的心太胜。凡是有了领兵作战的机会,文官总是喜欢参与到赞画军机之中,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确,要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否决掉,只用自己和自己幕僚提出的策略。这种事甚至已经从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上升到了体面问题。以至于武将在军议中越来越不敢说话,生怕落一个顶撞上官的罪名。
可这些文臣制定的策略有高有低。有优有劣,又未必能因地制宜,强行推进下去,往往就是把一盘好棋下成烂棋。俞大猷向来就是个耿介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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