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普通民众可击鼓鸣曲申冤,或向朝廷提建议,或对政策提出异议等等。
宋朝以后,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虚设,并规定击登闻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无端刁民的恶意上访。
自明清以后,律法日益完备,登闻鼓仅代表一种象征……
果真如此吗?
不一定。
毕竟,不管是在怎样的朝代,都免不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有冤情的底层黎庶,必然是不在少数的。
这个时代,民风淳朴,又得益于吴国较为严苛的法制,真正敢于触犯法令的黎庶,或者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官吏,少之又少。
因为吴国的官吏,这个时代的官吏,多是贵族出身,基本上德才兼备。
有才无德,不一定能在吴国出仕。
德才兼备,是吴国举孝廉、茂才、秀才的硬性标准,不会更改……
不过,为了吴国的黎庶考虑,为了国家的吏治清明考虑,庆忌不得不先一步搬出登闻鼓,以此来让底层的黎庶,都能有申冤辩解的机会。
“大王,臣以为晏子之谏言,善!”
当先表示赞同的,不出意外,正是跟晏婴形同莫逆,交情匪浅的右丞相孔丘。
孔丘手持牙笏,老泪纵横的站了起身,朝着庆忌行礼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取谏之鼓。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帝尧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国之令图,将启纳善之怀於四方之士,乃立进善之旌於五达之衢!”
“今大王效法古之帝王,设登闻之鼓,可为大善!”
孔丘与晏婴的交情,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昔日孔丘跟着落难的鲁昭公一起逃到齐国,被齐侯所看重,准备委以重任。
不过晏婴从旁劝说齐侯,终于使后者放弃了重用孔丘的想法。
文人相轻?
不一定。
至少孔丘只是对晏婴这样对付自己,颇有微词,却没有放在心上。
等到晏婴入吴,为太保的时候,孔丘与他一起在宫塾教授诸公子学业,一起在稷下学宫开坛讲学,可谓是感情甚笃的同僚。
在恢复礼仪,以德行治国的问题上,晏婴与孔丘,更是想法如出一辙。
晏婴对“礼”很是重视,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婴心目中的地位。
在这一点上,晏婴与孔丘是很有相似之处的。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婴当年在齐国施政的中心内容。
另外,晏婴还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
所以晏婴与孔丘长久以来的相处,都能相谈甚欢。
对于晏婴的所作所为,孔子更是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晏婴的随和大度……
而今,晏婴虽死,却还是能出于一片公心,向庆忌献上如此的治国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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